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、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,但不同的是: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,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,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,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,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。因此,主观情感的浓烈、主观理念的执着,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。在他的词中,如“将军百战身名裂。向河梁、回头万里,故人长绝。易水萧萧西风冷,满座衣冠似雪。正壮士、悲歌未彻”(《贺新郎》),“夜半狂歌悲风起,听铮铮、阵马檐间铁。南共北,正分裂”(《贺新郎》),乃至“恨之极,恨极销磨不得。苌弘事、人道后来,其血三年化为碧”(《兰陵王》),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,如“天风海雨”,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。辛弃疾也信奉老庄,在词中作旷达语,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,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,如“元龙老矣,不妨高卧,冰壶凉簟。千古兴亡,百年悲笑,一时登览”(《水龙吟》),“甚矣吾衰矣。怅平生、交游零落,只今余几。白发空垂三千丈,一笑人间万事”(《贺新郎》),“身世酒杯中,万事皆空。古来三五个英雄,雨打风吹何处是,汉殿秦宫”(《浪淘沙》),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,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。
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,大起大落,反差强烈,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。如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》,从开头起,一路写想象中练兵、杀敌的场景与气氛,痛快淋漓,雄壮无比。但在“了却君王天下事,赢得生前身后名”之后,突然接上末句“可怜白发生”,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,事实是白发无情,壮志成空,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,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。
在意象的使用上,辛弃疾也自有特点。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;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,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,多有一种奔腾耸峙、不可一世的气派。如“峡束苍江对起,过危楼、欲飞还敛”(《水龙吟》),“谁信天峰飞堕地,傍湖千丈开青壁”(《满江红》);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,也多属于奇伟英豪、宕放不羁,或慷慨悲凉的类型,如“射虎山横一骑,裂石响惊弦”的李广(《八声甘州》),“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”的刘裕(《永遇乐》),“年少万兜鍪,坐断东南战未休”的孙权(《南乡子》)等等。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,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,令人为之感奋。
所以,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,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、旷达超迈,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、激情飞扬之感。
不过,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。
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,就在于内容的扩大,题材的拓宽。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,写政治,写哲理,写朋友之情、恋人之情,写田园风光、民俗人情,写日常生活、读书感受,可以说,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,他都写入词中,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。而随着内容、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,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。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、富有力度为长,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,却也十分得心应手。如著名的《摸鱼儿·淳熙亥己……》,上阕写惜春,下阕写宫怨,借一个女子的口吻,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、回肠荡气,用笔极为细腻。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,又是那样朴素清丽、生机盎然。如《鹧鸪天》的下阕:
“山远近,路横斜,青旗沽酒有人家。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以及《西江月》的下阕:“七八个星天外,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,路转溪桥忽见。”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,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。所以刘克庄《辛稼轩集序》说:“公所作,大声鞺鞳,小声铿鍧,横绝六合,扫空万古,自有苍生以来所无。其秾纤绵密者,亦不在小晏、秦郎之下。”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。
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。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,辛弃疾是以文为词,这当然有些简单化,但确实也指出:到了辛弃疾手中,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,变化无端,不复有规矩存在。在辛词中,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,如“些底事,误人那。不成真个不思家”(《鹧鸪天》),“近来愁似天来大,谁解相怜?谁解相怜,又把愁来做个天”(《丑奴儿》),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,如“不知云者为雨,雨者云乎”(《汉宫春》),“不恨古人吾不见,恨古人不见吾狂耳”(《贺新郎》);有语气活跃的对话、自问自答乃至呼喝,如“天下英雄谁敌手?曹刘”(《南乡子》),“杯,汝来前!”(《沁园春》)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,如“八百里分麾下炙,五十弦翻塞外声”(《破阵子》)……。概括起来说,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,是形式松散,语义流动连贯,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。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、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,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。但并不是说,辛弃疾的所谓“以文为词”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。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、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,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。如《水龙吟》中“落日楼头,断鸿声里,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,栏干拍遍,无人会,登临意”,意义联贯而下,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,但却是顿挫鲜明,铿锵有力,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。
参考《百度百科》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982.htm
苏东坡的多样词风。
苏轼“以诗为词”,使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,变歌者之词为士大夫之词,侧重表现作者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情趣,这是对词的一大解放。苏轼一生经历坎坷,思想复杂,感情丰富,故其词作内容广泛,风格多样:豪爽旷放者有之,婉约蕴藉者有之,清透淡逸者有之,古雅峭拔者有之,清丽回转者有之,绮丽绝艳者有之,即不能以“豪放”一词囊括,也不能用“婉约”一语标称,就风格而言,苏词是又能豪放,又能婉约,两种风格非但不相互排斥,而且是刚柔相济,即苏轼自谓的“刚健含婀娜”。(注4)后人认为苏词风格豪放,目之为豪放之宗,主要是指的是其能以雄放之笔遣辞驰骋,意境超脱,扩大了词境,打破了词的“法度”常规,并非专指气势豪迈、气象恢弘、笔力刚建。毫无疑问,这也确实是他的一种风格,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是其代表。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,读来的的确豪气逼人;但苏轼同样有不少言情咏物之作,《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》《喋恋花·春景》是其代表。“枝上柳绵吹又少,天涯何处无芳草”,读来确也婀娜委婉。故苏词风格多姿多彩,确具大家风范。
辛弃疾:南宋豪放派词人
辛弃疾(1140年5月28日-1207年10月3日),原字坦夫,后改字幼安,号稼轩[1] ,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(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)人。南宋豪放派词人、将领,有“词中之龙”之称。与苏轼合称“苏辛”,与李清照并称“济南二安”。
辛弃疾生于金国,少年抗金归宋,曾任江西安抚使、福建安抚使等职。著有《美芹十论》、《九议》,条陈战守之策。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,后被弹劾落职,退隐山居。开禧北伐前后,相继被起用为绍兴知府、镇江知府、枢密都承旨等职。开禧三年(1207年),辛弃疾病逝,年六十八。后赠少师,谥号“忠敏”。
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,以功业自许,却命运多舛、备受排挤、壮志难酬。但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,而是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、民族命运的关切、忧虑,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[2] 。其词艺术风格多样,以豪放为主,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。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,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,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,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;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。现存词六百多首,有词集《稼轩长短句》等传世。
苏轼的词很大气磅薄,辛弃疾的词很多都用典